打击“黄牛党”是极难的。

正解局出品

前段时间,陈奕迅开了一场演唱会。


(资料图片)

在互动时询问粉丝票价,粉丝们有答980的,1100的(前排的价钱会贵点),陈奕迅感觉还算正常。

忽然,一个粉丝喊出“8000”的票价时,陈奕迅被吓到,瞬时眼睛睁大,表情很夸张,随后自嘲道,以后他要去当自己演唱会的“黄牛”。

一张演唱会门票卖到8000元,估计连陈奕迅自己都不舍得买。

其实不只陈奕迅,今年,周杰伦、五月天等歌星演唱会上,都出现了“黄牛”倒卖高价票的现象。

票价高就算了,甚至还有“黄牛”卖假票。

5月的时候,薛之谦在江苏连云港开演唱会,结果一位远道而来的粉丝花了4000元从“黄牛”手中买到的高价票,居然是假票!

网传花4000元却买到假票的女粉丝崩溃倒地翻滚

这位女粉丝直接崩溃,当场倒地哭闹打滚,令人唏嘘。

“黄牛”这个令人憎恶的职业,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

只要是买不到的票,或者普通人难以获取的资源,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黄牛”。

可“黄牛”究竟为何叫“黄牛”?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虽说“黄牛”这个“职业”没有很明确的历史记载,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词来自上海。

老上海有个职业,拉黄包车,车夫风里来雨里去,每天都很辛苦挣点糊口钱。

估计是看黄包车夫们像黄牛一样辛苦,人们便将车夫拉的车称为“黄牛车”。

拉黄包车的车夫,无论日晒雨淋都要拉活,十分辛苦

随着交通业发达,汽车、轮船等新交通工具逐渐在上海出现,但票不太好买。

于是,经常待在车站码头附近的车夫们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兼职帮熟悉的客人买票,从中赚点小费,因此得名“黄牛”。

后来,老百姓又把那些专门倒腾各类黄金及物资的人,统统称为“黄牛”。

早期的“黄牛”还不太招人恨,毕竟他们也就赚点辛苦钱,还帮人们省了排队的时间。

解放后,由于生活物资都是统一调配,市场消费几乎为零,“黄牛”也基本销声匿迹。

即便有,也只是偷偷摸摸,小打小闹。

要知道,“黄牛”那时随时可以被抓起来,被认定为“投机倒把罪”可不是闹着玩的:重则可判死刑,轻则得吃好几年牢饭,谁也不敢为一点蝇头小利以身犯险。

大批“黄牛”真正出现的时间是1980年代,而且有“大小黄牛”之分。

那个时期,还有价格双轨制,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

所谓“大牛”,就是那时俗称的“倒爷”,发源于北京,就是某些手眼通天的人靠着一张批条,利用“双轨制”倒腾各种物资。

从钢材到家电,反正是什么赚钱,就倒腾什么。

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俄边境的“倒爷”

这些“倒爷”根本不需要自己真的去买卖什么商品,仅靠自己能疏通的人脉,就能赚到钱。

当年最著名的“超级倒爷”,要数南德集团的创始人牟其中。

他当时听说新成立的四川航空公司想购买飞机,又恰好知道前苏联由于经济困难,正准备变卖手中的几架图-154客机,便主动联系了川航,表示自己有这方面的资源。

当时购买一架图-154飞机要花五六千万人民币,而波音客机则需要两三个亿,川航觉得向前苏联购买客机更划算,便同意由牟其中牵线操作此事。

曾经靠“罐头换飞机”名噪一时的牟其中

于是,牟其中最终拿到的批条和协议书,在山东、河北、四川等7个省以低价找来了500车皮商品交给苏方,其中包括一大批某省积压多年的罐头。

就这样,牟其中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了4架客机,不仅川航和苏方都表示满意,他自己也从中赚到了数千万元的酬金,叱咤一时。

像牟其中这样靠着胆量和魄力倒买倒卖各类资源,一夜暴富的“大牛”还是少数人,大部分都是所谓“小牛”,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黄牛”。

社会上,只要你手里有东西,又是别人急需的,就形成了所谓“利差”空间,自然少不了“黄牛”的身影。

比如北京俗称的“票虫”(也叫“拼缝儿”),专门从事火车票、电影票、比赛门票等类型票的倒买倒卖活动。

其中,还有一些“黄牛”是专门负责挂号的,比如医院、车管所等场所。

除了这些,上海的“黄牛”倒腾的东西更多,像什么外汇券、月饼卡、交通卡等,基本都是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守株待兔”。

因为他们活像一个桩子一样伫立在街头,上海人将他们戏称为 “打桩模子”。

周立波模仿“打桩模子”的经典造型

上海的“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最经典的桥段便是模仿“打桩模子”:双手插兜,两脚因为无聊前后抖动,滑稽又形象。

说白了,在物质和信息极度匮乏的年代,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也都能被人找到赚钱的机会。

对于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最有可能碰见“黄牛”是两个场景:买火车票和医院挂号。

确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之后的二十多年,是“黄牛党”的巅峰时期。

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网络,哪怕是到后来,网络技术也没现在那么发达,很多信息,没法让大众都知道。

所以,就产生了严重的“信息差”,也就有了“黄牛”施展的空间。

比如,那时买火车票都得到火车站购买,平时还好说,可到了春节前后,就一票难求了。

1981年,全国铁路春运客流超过1亿人次。

由于车少人多,买票难的新闻开始屡屡出现在报端。

彼时,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全靠运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火车票购票处最常见的景象

排队早,有可能买到自己想去的城市火车票,站票也行;排队晚,连站票都被抢完了,只好空手而归。

旅客买不到票,很大一个原因是车站“黄牛”开始出现,他们整天厮混在车站,成群结队买走发往主要城市的火车票,加价卖给旅客。

“良心”点的“黄牛”,一些短途或不怎么热门的城市,加个10元就差不多出手了;碰到热门城市或春运,翻一倍的价格,旅客也未必能从他们手里买到票。

关键是这样的情况持续多年,成为全国火车站的常态。

2004年,铁路完成客运量1.4亿人次。

人民网做了一份调查发现,旅客通过托关系购买火车票的占22%,从票贩子手中购票的占11.1%。

也就是说,约三分之一旅客手里的车票是从非正常渠道购买的,而仅仅一名底层“黄牛”,春运期间的收入就不少于10万元。

每年,警方都会展开打击“黄牛”的行动,但始终无法根除

为了打击“黄牛”,各地想了很多办法,如加大车站警力,捣毁一些票贩子团伙,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0年,铁路开始实行实名制购票,这才逐渐减少了火车站的“黄牛”倒票现象。

如果说火车站的“黄牛”可恶,医院里的“黄牛”(号贩子)就是可恨。

曾几何时,很多大城市的医院经常人满为患,基本都集中在挂号处,很多人还是彻夜排队。

医院里最难挂的就是那些知名医生的“专家号”

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大城市的医院,就是想挂每周只看几天的专家门诊,却发现怎么也挂不上期待已久的专家号。

为啥?

因为专家号全都被医院的“黄牛”买走了。

对于那些病人来说,专家号意味着自己能否有新生的机会,是否有康复的希望,结果,他们连医生的面都见不到。

想看专家?可以!花几百乃至上千元从“黄牛”手里买号吧。

活跃在医院里的“黄牛”们赚得盆满钵满,倒霉的是那些求医无门的病患,被骂的却又是各地的医院。

医院也不是不想整治越来越猖獗的“黄牛”,可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黄牛”赶不走,打不得,甚至还会随时报复医院及患者(家属)。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北京从2008年开始就全面推广了实名制就诊卡挂号,但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很多城市迟至2010年后才陆续推行实名制就诊卡挂号。

实名制挂号确实有效减少了医院内的“黄牛”数量

迟是迟了点,但这项措施确实对医院的“黄牛”产生极大影响,没人再肆无忌惮地在医院兜售“专家号”。

因为利益关系,“黄牛”如今又开始利用非法软件抢号高价倒卖,至今没有绝迹,但“黄牛”的数量确实少了很多。

遗憾的是,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黄牛”并没销声匿迹,反而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除了医院和火车站,买车摇号要找“黄牛”,孩子想入学入托,也得靠“黄牛”帮忙。

对于年轻人来说,与“黄牛”接触最多的场合,或许是准备现场观看演唱会或赛事的时候。

现在的演唱会(赛事)都是通过几个票务平台购买,奇怪的是,很多平台明明才开售不久,所有票就已售罄。

等年轻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现场,却发现很多“黄牛”手里攥着大把的门票在加价兜售。

任何热门演唱会(赛事)现场,一定会有“黄牛”加价卖票

这些“黄牛”抓住年轻人急迫的心理,他们手里屯的票,都是加价几百乃至上千售出。

有人可能奇怪,不对啊,这些演唱会(赛事)都是实名制售票啊,“黄牛”卖的票能用么?

还真能用,这里有个很明显的“BUG”:大部分演唱会(赛事)虽然采用实名制购票,但进场只认票,不查身份证,只要票是真的就放行。

显然,这么明显的漏洞也就给了“黄牛”可乘之机。

要说主办方和票务平台对这一点也不会不清楚。

但票务平台对此的解释也很有道理:真要强制实名入场,万一有人想退票,或者转赠怎么办?

话虽不错,但问题在于,歌迷真正的不满,还是因为买不到票,演唱会的门票甚至比春运车票还难抢。

周杰伦演唱会,一直以票难买著称 图为周杰伦2023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现场

许多热门演唱会(赛事),除了少部分门票被黄牛通过外挂程序抢票抢走了,某些主办方和票务平台为了利益最大化,会将大部分的门票加价出售给了“大黄牛”,毕竟这样回本最快,赚得也多。

“大黄牛”敢全部加价吃进,是明白这些票根本不愁卖,加点价便转给他们的下线“小黄牛”们。

花了高价买票的“黄牛”也要赚钱,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市场稀缺性进行“饥饿营销”。

像周杰伦、五月天这些有号召力的歌星,演唱会的门票能从数千元被炒到上万元,背后其实都是“黄牛”在推波助澜。

票务平台与主办方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彼此都是一条船上的利益勾结者。

一般来说,热门演唱会(赛事)需要先留出10%左右赠票给合作单位或内部人员;至少50%的门票会加价由“大黄牛”打包拿走,剩下不到40%的票才会放到票务平台销售。

而且这个比例也不是固定的,随演唱会(赛事)的影响力而定。

“黄牛”拿到票后也急于出手,除了现场兜售外,很多都学会了通过某些二手交易平台,装作“时间冲突转让门票”的大学生或者白领,基本都是“黄牛”在玩角色扮演。

应该说,“黄牛”的存在,既有市场供需不平衡、价值体现不合理的因素,又有某些利欲熏心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的因素。

虽说“黄牛”很讨人厌,可人家的这个职业就是赚信息差的钱,你想省心、省时间,那就别想省钱。

如同某个网红奶茶店开业,有人想买了拍照发朋友圈,但一看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便选择从“黄牛”手里买到高价奶茶,主打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黄牛”在很多领域都能被发现

所以,消灭某个领域的“黄牛”并不难,难的是只要市场出现供需失衡,只要有人愿意以溢价的形式来满足需求,“黄牛”就一直会存在。

虽说通过观察“黄牛”业务的变化,不难发现某个产业的变化,乃至一座城市消费观念的变化,可他们的存在,也是众多利益链条的代表。

所以,打击“黄牛党”是极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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