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审核不过，创始人卷入贪污，研发薄弱的华鸿科技如何应对？

花朵财经原创

崔成哲与他的创业伙伴，在很长时间都与医疗不沾边，但人生难以捉摸的有趣之处是，最终让他们聚到一起并获得财富的，却又恰恰是医疗。出生于1967年的崔成哲，本科是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自动控制，22岁毕业后进入空军第六研究所担任工程师，在这个职位上，崔成哲做了8年，却在1997年跳出来，到杏林书院从事医疗器械工作。杏林书院听起来像是读书的地方，全称却是天津杏林书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还在营业，名称已经改为天津亿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东里有大量韩国人。但正是这家公司，让崔成哲积累到了后来创业的行业资源。

或许更重要的，是创业伙伴。例如张立波，出生于1962年，大学毕业后就在天津市天仪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工程师，在这个职位上，他做了14年，1997年也来到杏林书院做工程师，在这里与崔成哲相识。例如李兵，出生于1969年，18岁就进入天津市橡胶制品十二厂做技术员，10年后的1997年，李兵来到杏林书院负责医疗器械的结构件生产车间。

到2005年，几个人都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器械经验，一起创办了华鸿医材，尽管后来改名华鼎金属并最终注销，但这家公司无疑为崔成哲等人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2010年，崔成哲、张立波、李兵、李兴华和卞为强五位好友出资成立了华鸿有限，也就是华鸿科技的前身，同样是做医疗器械。

不过中间却出现了一点波折。2015年，吉林省商务厅的总经济师卜向敏，利用李兴华控制的长春国瀚科技向吉林省商务厅申报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取得2016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200万元，之后，李兴华将这笔款项交给卜向敏。

2019年11月，吉林省高院判决认为，李兴华在共同犯罪中发挥了辅助作用，属于从犯，但能够主动到案自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免予刑事处罚。但因为这一污点，李兴华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虽仍是华鸿科技的主要股东，却已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但公司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创始人卷入贪污犯罪，而在于本身的经营压力。华鸿科技主要生产医用的采血针和胰岛素注射器的配套用针。2018年，华鸿科技收入1.82亿元，净利润2786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99亿元，净利润3303万元，总的来说比较平稳，2020年因为疫情，华鸿科技收入暴涨，达到2.61亿元，净利润突破5000万元达到5075万元。

但很快陷入颓势，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只有1.34亿元，净利润更是降到1488万元。

这意味着疫情带给华鸿科技的收入增长只是一次性的，华鸿科技并没有能借此机会扩展市场，转化为长期优势。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或许是较低的研发投入，尽管看似占比不低，但由于华鸿科技收入较低，仅相当于第三名可比公司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不到、只是第一名康德莱的零头，因此实际上平均研发投入基本在低于1000万元的水平。

在医疗行业研发以亿为单位的高门槛下，1000万元的投入确实显得杯水车薪。那研发投入太少，产品竞争力自然有限。

研发投入的结果直接体现在专利上，行业第一名康德莱拥有59项发明专利和271项实用新型专利，即使规模较小一点的济民制药也有19项发明专利和85项实用新型专利。

但华鸿科技的发明专利只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只有32项，远远低于竞争对手。

雪上加霜的是，华鸿科技的核心技术人员似乎也在减少。

根据华鸿科技招股说明书，核心技术人员杨建涛和樊滔在2020年陆续离职，离职理由均是个人原因。但不管是个人原因还是公司原因，短时间内接连减少两位核心技术人员，降幅达40%，却又没有补足人力资源配置，怎么也称不上好事，至少会使华鸿科技并不突出的研发能力进一步打折。

就华鸿科技整个公司的人才储备来看，也的确较难产生新的核心技术骨干，全部员工中，将近87%是专科及以下学历，博士只有1人，硕士只有6人，这个人才配置在医疗研发这种非常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的领域，实在是比较勉强。在两位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后，无人顶替也就不足为怪了。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也相应从5人降为3人。

很大程度上，华鸿科技生产采血针、胰岛素笔配套用针，只是用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然后销售赚取利润，研发技术含量并不高。在创业初期，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这种策略长期执行下来，也累积了较大的弱点。

一个反映是，华鸿科技的产品注册证数量远远少于竞争对手，并且在可比公司中，是唯一一个没有通过FDA审核的公司。但FDA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具有最高安全等级的权威医疗认证，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公信力。在同行产品都通过这一门槛的前提下，华鸿科技却没有通过这项审核，无疑对公司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但华鸿科技相比同行更大的缺陷或许在于，主要收入来自ODM即业内的贴牌生产，而自有品牌始终不温不火，更没有借收入增加的机会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