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刘沐轩 黎广

“杨叔,明天在家吗?”

“没想到吧,我和儿子一起出海,这几天回不来了。喂!你看好自己的轮机,两边放网速度保持一样。”


【资料图】

阿全在泊船靠岸,舷窗外的父亲在指挥他调整船位。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说了一半,他在电话那边嘶吼了起来,声音里伴随着风雨声。

816日中午,广东江门台山开渔时下起了暴雨。人们说这是吉兆,会丰收。

渔船出海,进入大海猎场。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傍晚,杨有带在电话另一边向时代周报记者说,会不会丰收还不清楚,刚下网。

他是台山广海镇的老渔民。18岁跟着父母出海,如今年逾花甲,膝下的两个儿子子承父业。

算下来,杨家从事打渔至少四代了。

会不会传到第五代,老杨也说,“不清楚”。

在海上讨生活,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他说,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对这样的生活并不向往了。

光是烈日、风浪、疾病和孤独,就能劝退大半的陆地人。

曾经的陆地人也向往大海。他们所讴歌的大海是浪漫主义的,是惊涛骇浪,是神秘莫测,是遍布宝藏的。

海洋人则要淡定得多。海洋是他们的猎场,渔民与海缠斗,试图在海里获取在陆地为生的渔获。

本质上,他们或许与农耕者一样,海洋是他们的土地,潮汐是他们的农时,只不过他们要冒更大的风险。

老杨的小儿子阿强,动起了要进城买房的念头。那意味着学位,意味着离开海洋,像陆地人一样生活。

老杨对这个决定是矛盾的。不过,在电话接通那一刻,这个老人无暇考虑这个,他正与海搏斗。

两栖人

1996年以来,每年的51日到816日,是南海的伏季休渔期。

815日,开渔的前一天,老杨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以至于走起路来还有些摇晃,就像在船里。

那个下午他说了很多,说老婆每个月买药要花1800元,说休渔期自己看病花了块两万,说自己两个儿子在休渔期的三个半月里,花了十几万。

“上半年一家人挣了40万,几乎没存下什么钱。”

对大部分城里人来说,一家人半年有40万收入算是跻身中产。但在渔民逻辑里,这个数字是表象,它有另一层社会关系。

今年上半年,国际油价高企,渔船用的柴油每吨超过了9000元。而海上作业,每天就要消耗至少三到五百升油,大概三到四千元。

除此以外,每条渔船上的工人还要占所有鱼获7%-8%的收益。

阿强的船上就有四个工人,也就是3成以上的鱼获需要大家平分。“40万算下来,纯利润也就十来二十万。”

阿强船上的工人,他们也是经验老成的渔民。 时代周报刘沐轩/摄

渔民群体有着自己的行事逻辑。

收入是共有而非船长独占的,这就保证了每个工人在海上,一旦起锚就必须通力协作让利益最大化,“摸鱼”行为,会被自发地杜绝。

这也促成了渔民世界里的独特生态,经验丰富的船长更容易招募到优秀的工人,而对于经验不足的新船长来说,只能给工人更多的份额才能吸引工人入伙。

在开渔前,阿全跳进水箱检查情况。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对于每天重复着相似生活的陆地人而言,每年三个半月的假期像一场美梦,但对于快意恩仇渔民而言,这段时间漫长,乏味。

阿全是阿强的哥哥,兄弟俩各有一艘渔船。在休渔期转产转业的呼吁,他们还不太能接受——习惯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无法忍受朝九晚五的固定模式。

“我在海上,看到有鱼就下网,没鱼就下锚睡觉,多自由,而且工厂要得都是熟手,我们除了打渔,什么也不会。”

阿全不是没试过。

20多岁的时候也到珠海打过工,在食品店里当点心师傅。“老板包吃包住,每个月两三千块钱,对我来说太无聊了。后来又回到我爸的船上,跟着出海。”

现在转眼也快40岁了,阿全说,对于这代渔民来说,“陆地是上不去了。”

进化

极少有渔民能同时知晓海洋和陆地的生存规则,进而在短时间内进化为两栖人。

开渔后,渔船进入大海。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在台山渔业村,816日开海前的几个小时,阿旺(化名)蹲在船头看其他渔船各自繁忙,自己无所事事。

他说自己的船是运输船,相当于在海上送快递。

“有些渔船物资油料充沛,刚好又追到了鱼群,自己船舱满了不想回来,我们就会赶过去把他们的鱼获运回来卖掉。”阿旺说这是渔业的细分领域了,当问起这些年鱼获是增加还是减少,阿旺只是笑笑,说每年都差不多。

对于老渔民来说,他们熟稔海洋,放网之前大多胸有成竹,极少空手而归。对于海洋鱼量多寡,心中多少有数。

对年轻的水手来说,即便是鱼获平平,他们不会将原因归结为技术或者环境问题,他们坦诚自己经验欠缺。

不过在捕鱼业的进化过程中,技术会弥补新参者的经验不足。

阿旺所在渔船,在开渔的时候不紧不慢,他们要等有鱼获之后才会忙碌起来。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老杨说,现在很多船上都配了“探鱼机”,这些机器从几千到十几万不等,好的机器,甚至能探测出半径两海里(约3.7公里)的鱼群。

杨家人对这些仪器嗤之以鼻。

他们专门捕九肚鱼(学名龙头鱼),每次下网基本能收获几百斤。出一次海大概能捕到一两千斤。

“还是要看自己的经验,光知道鱼群在哪里没有用,还要判断洋流和鱼群可能会去哪里,甚至在哪个位置放网才是关键,但这些机器不会告诉你。”

老杨说,老渔民还有一个共识,一旦发现鱼群,就会通知附近的渔船赶过来。

“实际上这并不会让自己的鱼获变少,反倒会在同一个地方汇集更多鱼群,我们把这个叫‘渔汛’”。

老杨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但他说就像在开餐馆一样,一家馆子去的人多了,就会越来越多人去,渔汛就像海洋里的“大众点评”。

总之,大海对于老杨和他大儿子阿全来说,是个冒险天堂,是一家人的收入来源,是他们在渔村里买地盖房子的保障,所以他们是无法离开大海的。

“出海有什么辛苦的,反倒是陆地,万一不会打麻将就只能闲逛。”

休渔期间,曾在海上叱诧风云的杨伯显得格外颓废,他紧皱着眉头,手上的金手链也黯淡无光。客厅桌子上的助听器和小孙子喜欢的奥特曼光盘叠在一起,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和谐。

渔民老了,这个行业的入行成本也开始变高,年轻人对于大海的向往开始变淡。

上岸

81612时,南海开渔,台山渔业村出海口的渔船在航道上排成一溜,随着最前方的海监船的一声鸣笛,在陆地上蛰伏了三个半月的渔民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数百艘引擎同时轰鸣,鱼贯出海。

这天夜晚,得知开渔的游客慕名抵达渔业村的码头,想尝尝开渔后的第一船海鲜,却发现这里黑灯瞎火。

渔港修理发动机的伙计尴尬地笑,“昨晚大家还在这里喝啤酒吃花生到深夜,到今晚街道忽然就空了,我也有点不适应”。

渔业村的夜晚,发动机修理店的小伙子因为渔民都出海而感到很冷清。 时代周报记者黄亮/摄

这个伙计以前也是渔民,后来觉得太辛苦,上岸帮人修起了发动机,不过他的梦想是造一台运输船,像阿旺那样,当海上的快递“骑手”,“这样不用担心鱼获多寡,接单了才出海,旱涝保收”。

开渔后,渔业村的夜晚却并不热闹。时代周报记者黄亮/摄

改行的渔民还有的做了在渔港穿梭的摆渡人,他们把岸上的水手送上各自的渔船,也帮着渔船送一些补给,一年到头,有时候挣得比渔民还多。

有些渔民最终会迁移到周边产业,比如制冰、造船、维修和运输。

无论是阿旺还是老杨,他们传递出一个信息:在海里挣到大钱的,就会想进城,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下一代。

城里生活的魅力不必言说。

阿全和阿强都喜欢进城消费,更何况是从小在动画片里耳濡目染的孩子们。

阿强已经萌生了在市区买房的念头,因为他生的是儿子,虽然自己离不开讨海的生活,但他不再希望自己下一代子承父业。

“进城买房,孩子就能跟城市里的人一起读书,长大了就可以做个城里人。”

与习惯赤膊的哥哥阿全相比,阿强即使在船上干活,也喜欢戴着鸭舌帽,穿着那件荧光绿色的防晒衣,整个渔港也许早已知晓阿强的打算。

老杨对这个决定多少有些心酸,但也说不出阻止的话。

“我们那代人海上赚钱,回到陆地花。但那时候陆地的生活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海洋的吸引力更大,可如今陆地上生活方式千奇百怪,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但年轻人却很喜欢。”

海上快递员阿旺也说,那些赚到钱的,或者孩子读书好的渔民家庭,生活重心也逐渐开始往陆地倾斜,年轻的渔民比例开始逐渐变小。

他们知道海上讨生活辛苦,退出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个体,如今投资一艘20米左右的渔船至少要200多万,这个门槛阻碍了大部分想以海洋为生的人。

老杨回到海上,便有了主人的感情,精神也振奋起来了。 时代周报记者刘沐轩/摄

而老渔民们随着年纪渐长,成本增加,对于与他们共生的海洋,即便是恐惧,也无法离开。

当然,渔民群体也有补贴。杨伯透露,油补每年是3万多,休渔期每个月渔民补2100元,但这些还是难以阻止渔民群体的萎缩。

不过他们还是热爱冒险的。

“海上那些风浪,风里有水,水里有风。”

亲历过海上的9级大风,台山老渔民杨伯讲着自己年轻时的历险,有些兴奋。

当大浪打到船上的时候,曾自认为是大海主人的杨伯,手心还是渗出了冷汗。“那时候心态会崩了,就是一心求生,巴不得看到岸。但风浪一小,我们又想出去”。

开渔的前一天,时代周报记者趁着空隙问阿全:多久没和父亲一起出海了?他在家似乎总显得闷闷不乐,可一到码头,那些往日的神气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阿全没说什么,低着头在操控船舵,然后透过舷窗,偷偷看了一眼父亲。或许在那一刻,他已经做好了要请父亲出海的决定。

关键词: 子承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