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边家珍(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春秋时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兹将近年来学习与思考《老子》的札记选取几则,管窥蠹测,以就教于大方之家,尚祈不吝指正。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资料图)

《老子》第二章开头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若联系下面则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其具体含义,陈鼓应先生注释说:“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认识产生了。‘恶’,指丑。”并引王夫之注:“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生于一致,故方有‘美’而方有‘恶’。”(《老子衍》)吴澄注:“美恶之名,相因而有。”(《道德真经注》)(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65页。本文引《老子》原文,均见此本)。

我们认为,若只是像王夫之、吴澄所说的那样,仅仅为了显示美恶“相因而有”,说明它们“互相对立而又相互依赖”,那就没有必要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了,只须说“美恶相生”就可以了。老子要强调的,显然是另外一个意思。再者,在《老子》中,从同一章的两段话的关系来看,有时是有关系的,有时是没关系的,有时是“似是而非”的。高亨先生说:“盖《老子》原书,本不分章,后人强为分之,有文意不相联而合为一章者,遂加‘是以’或‘故’等字以联之,此类甚多。”(高亨:《老子正诂》,见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另外,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注释,似乎也说明这一点:“‘有无相生’句上,今本有‘故’字,敦煌本、遂州碑本、顾欢本无‘故’字。帛书甲、乙本正同,据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页)无有“故”字,也表明二者之间,未必有联系。因此,根据我们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美是美的,那就坏事了;都知道善是善的,那就不好了。”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

(1)恶与善牵手而来,祸事与好事常常结合为一体。正如金与锡打造的合金,难以分出金与锡来,祸害常伴随着快感甚至美感。先秦古谚云“祸不好,不能为祸”(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周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祸”之所以成“祸”,就是因为其“好”,因为它的魅力。

(2)善的动机,可能会导致不善的后果。俗话说:“好心办坏事。”《庄子·应帝王》里载:“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儵与忽不晓得浑沌的生命就在于自然而然,为了报答浑沌的善而凿出七窍,浑沌因而死去。

(3)手段似不善、甚至似恶,其结果却善。如毒蛇咬手,壮士断腕。再如故意让人感染一种病毒,就是“种天花”等,能使人免疫。这往往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智者明察之、理解之。

(4)美与恶,要看它是否合乎人的心意,认识不同,感受有异。《老子·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成玄英阐释说:“言一切苍生莫不耽滞诸尘、妄执美恶。违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为恶;顺其意者,必生爱染,名之为美。”(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见《蒙文通文集》第6卷,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78页)如《庄子·德充符》谓:“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数十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又《庄子·山木》:“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或美或恶,皆依每个人的认识而来,无可争辩。

(5)对于百姓而言,一般地说,“沉默的螺旋”效应会起作用(参见[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多数人在用自己的态度作出选择时,会有一种趋同心态,当个人的意见与其所属群体或周围环境的观念发生背离时,个人会产生孤独和恐惧感。于是,他们逐渐变得沉默,最后甚至转变支持方向,与优势群体、优势意见一致。

(6)此种条件下的善,在彼一条件下会转化为恶,美变为丑,“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一切以时间、地点、对象、数量、程度等为转移,正如“汗德(康德)谓一切之善,皆可成恶”(严复:《〈老子〉评语》之三十八章总评,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92页)。如汉高祖刘邦起于草莽,对儒生的迂论颇有反感,一次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条件变了,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须逆取而顺守之,方能长治久安。总之,要看时机、情势等是否适合,“当其时、适其情,则天下谓之美善;不当其时、不适其情,则天下谓之恶与不善”([清]魏源:《老子本义 净土四经 诗比兴笺》,《魏源全集》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9页)。

老子从哲学的角度辩证地提出,事物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常人所见者浅,老子所见者深;常人往往只知其一,老子却知其二、知其三。因此,他非常感慨地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十八章》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指父子、兄弟、夫妇。一般地讲,只有在六亲不和之时,才显出孝顺慈爱来;而国家只有在昏乱之时,才显示出所谓的“忠臣”来。实际上,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此言颇具有批判现实的精神,为后世文学家所继承,例如,《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宝玉谈及“文死谏、武死战”时说:“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便只管胡闹起来。哪里知道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有死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死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清]曹雪芹著,俞婉君注:《红楼梦》,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166页)曹雪芹发挥老子“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意思,说那些“只顾邀名”的文官,一定要等到出现昏君了,才出来拼死一谏;而那些武将,要等到发生大的战争了,才出来拼死一战。这些人只顾自己的名声,可曾为君主国家考虑?所以说,这些所谓的“忠臣”,并不值得效仿。正如清人黄元吉所说:“世有昏乱,天所以显忠臣也;世有忠臣,天所以维昏乱也。然忠臣出矣,即使昏乱能除,一洗干戈之气,化为礼义之邦,亦不及皇古之无事远矣。呜呼!忠靖之臣,愿终身埋没而不彰。不然,一人获忠臣之名,天下蒙昏乱之祸,可不大痛哉!”([清]黄元吉:《道德经讲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所言甚是。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据报载,某老师举了“超市先赠送礼品吸引顾客,然后从中赚钱”的例子,让学生说出《老子》中哪句话可以解释这一行为,有一个学生说出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受到老师的表扬。殊不知,这种解释完全脱离了老子的原意。“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见于《老子》三十六章,原文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在这里是告诫统治者,治理社会宜无为,宜守弱守雌,因为在老子看来“反者道之动”,太张了就会合,太强了就要转弱。上天将要废除你,一定会先兴盛你;将要夺取你,一定会先给予你。(这里运用了省略句,省略的是主语“天”,而不是作为对手的“人”。)因此,统治者行政之时,务必小心谨慎。正如高亨先生指出的:“此诸句言天道也……老子戒人勿以张为可久,勿以强为可恃,勿以举为可喜,勿以与为可贪耳。故下文曰‘柔弱胜刚强’也。”(高亨:《老子正诂》,见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南宋范应元说:“然则张之、强之、兴之、与之之时,已有翕之、弱之、废之、取之之几伏在其中矣。几虽幽微而事已显明也,故曰是谓微明。”([南宋]范应元集注:《宋本老子道德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万事万物“柔弱胜刚强”,新生力量必将会战胜走向衰朽的旧势力。徐梵澄在论析此段的“臆解”中也说:“天常逞暴君之心使百战百克而后灭之,富淫人使积恶盈贯而后戮之,使废国年谷数数丰熟而后亡之,使病者诸恙皆已然后死之,则又似此乃自然之常道。吁!其可慎也!”(徐梵澄:《老子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页)亦以“天”为主语,把上天“使百战百克”等视为可慎重之事。某老师把“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理解为谋取私利的方法,显然是对老子本意的曲解,也是将经典内容功利化、庸俗化的一种表现。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所谓“圣人无常心”,就是说作为统治者个人而言,不可有“常心”,“常心”即是“成心”“成见”,具体则指各种遮蔽。王安石解释“圣人无常心”这两句话说:“圣人无心,故无思无为。虽然,无思也未尝不思,无为也未尝不为,以吉凶与民同患故也。”([宋]王安石著,罗家湘点校:《王安石老子注辑佚会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完全、彻底地替百姓服务。班固《汉书·艺文志》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话说得很符合老子的情况。老子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古今的大量事实表明,只有顺应民心、合乎民情,才能长治久安,这和《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又,司马谈说:“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论六家之要旨》)蒋锡昌解释说:“此论六家要旨中之道家,乃专指著作《老子》之道家而言。下文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均指著作《老子》之道家而言,可为证也。”(蒋锡昌:《老子校诂·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页)这里司马谈说的“无成势,无常形”,也可以理解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统治者只要“绝圣弃智”,就能“民利百倍”(十九章),也就是说,把自以为聪明、圣智去掉,相信老百姓能够给自己带来厚利。统观整个《老子》,他关爱民众、希望国家稳定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的人根据老子的某些个语句,便大讲“愚民”,未免失之偏颇。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六十三章),未免让人觉得很奇怪,“无为”“无事”还能做?“无味”还能品味?细想一下,便发现这里面包含着较为深刻的道理。老子曾指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七十五章)上面的政令越多,民众就越贫穷、社会越乱。民众难以治理的根源,归根到底,就是管得太多,是上面过于“有为”了。统治者若能克制自己“为”的欲望,弱化自己的角色,学会无事无为,最终会体会到其中的“至味”,就如同冬天吃的大白菜一样,无味中有至味在焉;也正如三十五章所说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正是这么一种寡淡无味,不足以看见、听见之言,才是用之不竭的言论啊。与此种说法相类似的,还有“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二章);“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二十九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三十七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等,都是基于统治者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的阐发。

老子所谓“为无为”,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有意为之的,他可以在一旁观察,观察整个过程是否合乎自然之道,老子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我清静无事,观察百姓在我面前“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百姓如果为非作歹,你尽可以管制他;他若是为所当为,你又何必多事呢?看来,老子并没有否定“圣人”“侯王”等的统治者地位,老子思考的是他们如何更好地存在的问题,如他说的“俨兮其若客”(十五章)、“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等,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

因为《老子》产生的时代较现代为远,是春秋时代的“散文诗”,多用省略,给今人的理解造成一定的障碍。再者,老子就像一位饱经世事的老者一样,心怀慈悲,欲望较少,这点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常人每每“欲得”“不知足”“不知止”,也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另外,老子写作的出发点,是稳定社会秩序,使天下安稳。凡此,都是我们阅读《老子》时所要注意的。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26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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