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边家珍（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春秋时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兹将近年来学习与思考《老子》的札记选取几则，管窥蠹测，以就教于大方之家，尚祈不吝指正。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资料图)

《老子》第二章开头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若联系下面则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其具体含义，陈鼓应先生注释说：“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认识产生了。‘恶’，指丑。”并引王夫之注：“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生于一致，故方有‘美’而方有‘恶’。”（《老子衍》）吴澄注：“美恶之名，相因而有。”（《道德真经注》）（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65页。本文引《老子》原文，均见此本）。

我们认为，若只是像王夫之、吴澄所说的那样，仅仅为了显示美恶“相因而有”，说明它们“互相对立而又相互依赖”，那就没有必要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了，只须说“美恶相生”就可以了。老子要强调的，显然是另外一个意思。再者，在《老子》中，从同一章的两段话的关系来看，有时是有关系的，有时是没关系的，有时是“似是而非”的。高亨先生说：“盖《老子》原书，本不分章，后人强为分之，有文意不相联而合为一章者，遂加‘是以’或‘故’等字以联之，此类甚多。”（高亨：《老子正诂》，见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另外，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注释，似乎也说明这一点：“‘有无相生’句上，今本有‘故’字，敦煌本、遂州碑本、顾欢本无‘故’字。帛书甲、乙本正同，据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页）无有“故”字，也表明二者之间，未必有联系。因此，根据我们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美是美的，那就坏事了；都知道善是善的，那就不好了。”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

（1）恶与善牵手而来，祸事与好事常常结合为一体。正如金与锡打造的合金，难以分出金与锡来，祸害常伴随着快感甚至美感。先秦古谚云“祸不好，不能为祸”（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周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祸”之所以成“祸”，就是因为其“好”，因为它的魅力。

（2）善的动机，可能会导致不善的后果。俗话说：“好心办坏事。”《庄子·应帝王》里载：“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儵与忽不晓得浑沌的生命就在于自然而然，为了报答浑沌的善而凿出七窍，浑沌因而死去。

（3）手段似不善、甚至似恶，其结果却善。如毒蛇咬手，壮士断腕。再如故意让人感染一种病毒，就是“种天花”等，能使人免疫。这往往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智者明察之、理解之。

（4）美与恶，要看它是否合乎人的心意，认识不同，感受有异。《老子·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成玄英阐释说：“言一切苍生莫不耽滞诸尘、妄执美恶。违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为恶；顺其意者，必生爱染，名之为美。”（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见《蒙文通文集》第6卷，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78页）如《庄子·德充符》谓：“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数十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又《庄子·山木》：“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或美或恶，皆依每个人的认识而来，无可争辩。

（5）对于百姓而言，一般地说，“沉默的螺旋”效应会起作用（参见［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多数人在用自己的态度作出选择时，会有一种趋同心态，当个人的意见与其所属群体或周围环境的观念发生背离时，个人会产生孤独和恐惧感。于是，他们逐渐变得沉默，最后甚至转变支持方向，与优势群体、优势意见一致。

（6）此种条件下的善，在彼一条件下会转化为恶，美变为丑，“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一切以时间、地点、对象、数量、程度等为转移，正如“汗德（康德）谓一切之善，皆可成恶”（严复：《〈老子〉评语》之三十八章总评，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92页）。如汉高祖刘邦起于草莽，对儒生的迂论颇有反感，一次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条件变了，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须逆取而顺守之，方能长治久安。总之，要看时机、情势等是否适合，“当其时、适其情，则天下谓之美善；不当其时、不适其情，则天下谓之恶与不善”（［清］魏源：《老子本义 净土四经 诗比兴笺》，《魏源全集》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9页）。

老子从哲学的角度辩证地提出，事物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常人所见者浅，老子所见者深；常人往往只知其一，老子却知其二、知其三。因此，他非常感慨地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十八章》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指父子、兄弟、夫妇。一般地讲，只有在六亲不和之时，才显出孝顺慈爱来；而国家只有在昏乱之时，才显示出所谓的“忠臣”来。实际上，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此言颇具有批判现实的精神，为后世文学家所继承，例如，《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宝玉谈及“文死谏、武死战”时说：“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便只管胡闹起来。哪里知道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有死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死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清］曹雪芹著，俞婉君注：《红楼梦》，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166页）曹雪芹发挥老子“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意思，说那些“只顾邀名”的文官，一定要等到出现昏君了，才出来拼死一谏；而那些武将，要等到发生大的战争了，才出来拼死一战。这些人只顾自己的名声，可曾为君主国家考虑？所以说，这些所谓的“忠臣”，并不值得效仿。正如清人黄元吉所说：“世有昏乱，天所以显忠臣也；世有忠臣，天所以维昏乱也。然忠臣出矣，即使昏乱能除，一洗干戈之气，化为礼义之邦，亦不及皇古之无事远矣。呜呼！忠靖之臣，愿终身埋没而不彰。不然，一人获忠臣之名，天下蒙昏乱之祸，可不大痛哉！”（［清］黄元吉：《道德经讲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所言甚是。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据报载，某老师举了“超市先赠送礼品吸引顾客，然后从中赚钱”的例子，让学生说出《老子》中哪句话可以解释这一行为，有一个学生说出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受到老师的表扬。殊不知，这种解释完全脱离了老子的原意。“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见于《老子》三十六章，原文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在这里是告诫统治者，治理社会宜无为，宜守弱守雌，因为在老子看来“反者道之动”，太张了就会合，太强了就要转弱。上天将要废除你，一定会先兴盛你；将要夺取你，一定会先给予你。（这里运用了省略句，省略的是主语“天”，而不是作为对手的“人”。）因此，统治者行政之时，务必小心谨慎。正如高亨先生指出的：“此诸句言天道也……老子戒人勿以张为可久，勿以强为可恃，勿以举为可喜，勿以与为可贪耳。故下文曰‘柔弱胜刚强’也。”（高亨：《老子正诂》，见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南宋范应元说：“然则张之、强之、兴之、与之之时，已有翕之、弱之、废之、取之之几伏在其中矣。几虽幽微而事已显明也，故曰是谓微明。”（［南宋］范应元集注：《宋本老子道德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万事万物“柔弱胜刚强”，新生力量必将会战胜走向衰朽的旧势力。徐梵澄在论析此段的“臆解”中也说：“天常逞暴君之心使百战百克而后灭之，富淫人使积恶盈贯而后戮之，使废国年谷数数丰熟而后亡之，使病者诸恙皆已然后死之，则又似此乃自然之常道。吁！其可慎也！”（徐梵澄：《老子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页）亦以“天”为主语，把上天“使百战百克”等视为可慎重之事。某老师把“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理解为谋取私利的方法，显然是对老子本意的曲解，也是将经典内容功利化、庸俗化的一种表现。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所谓“圣人无常心”，就是说作为统治者个人而言，不可有“常心”，“常心”即是“成心”“成见”，具体则指各种遮蔽。王安石解释“圣人无常心”这两句话说：“圣人无心，故无思无为。虽然，无思也未尝不思，无为也未尝不为，以吉凶与民同患故也。”（［宋］王安石著，罗家湘点校：《王安石老子注辑佚会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完全、彻底地替百姓服务。班固《汉书·艺文志》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话说得很符合老子的情况。老子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古今的大量事实表明，只有顺应民心、合乎民情，才能长治久安，这和《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又，司马谈说：“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论六家之要旨》）蒋锡昌解释说：“此论六家要旨中之道家，乃专指著作《老子》之道家而言。下文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均指著作《老子》之道家而言，可为证也。”（蒋锡昌：《老子校诂·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页）这里司马谈说的“无成势，无常形”，也可以理解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统治者只要“绝圣弃智”，就能“民利百倍”（十九章），也就是说，把自以为聪明、圣智去掉，相信老百姓能够给自己带来厚利。统观整个《老子》，他关爱民众、希望国家稳定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的人根据老子的某些个语句，便大讲“愚民”，未免失之偏颇。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六十三章），未免让人觉得很奇怪，“无为”“无事”还能做？“无味”还能品味？细想一下，便发现这里面包含着较为深刻的道理。老子曾指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七十五章）上面的政令越多，民众就越贫穷、社会越乱。民众难以治理的根源，归根到底，就是管得太多，是上面过于“有为”了。统治者若能克制自己“为”的欲望，弱化自己的角色，学会无事无为，最终会体会到其中的“至味”，就如同冬天吃的大白菜一样，无味中有至味在焉；也正如三十五章所说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正是这么一种寡淡无味，不足以看见、听见之言，才是用之不竭的言论啊。与此种说法相类似的，还有“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二章）；“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二十九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三十七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等，都是基于统治者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的阐发。

老子所谓“为无为”，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有意为之的，他可以在一旁观察，观察整个过程是否合乎自然之道，老子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我清静无事，观察百姓在我面前“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百姓如果为非作歹，你尽可以管制他；他若是为所当为，你又何必多事呢？看来，老子并没有否定“圣人”“侯王”等的统治者地位，老子思考的是他们如何更好地存在的问题，如他说的“俨兮其若客”（十五章）、“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等，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

因为《老子》产生的时代较现代为远，是春秋时代的“散文诗”，多用省略，给今人的理解造成一定的障碍。再者，老子就像一位饱经世事的老者一样，心怀慈悲，欲望较少，这点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常人每每“欲得”“不知足”“不知止”，也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另外，老子写作的出发点，是稳定社会秩序，使天下安稳。凡此，都是我们阅读《老子》时所要注意的。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26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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